现状：研究大学基金会的人太少了
今年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事业走过的第25个年头，25年来，大学基金会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到600余家，其中，清华大学一家的筹款额在去年就超过了20亿元，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也相继迈过10亿门槛，全行业整体的净资产规模也接近300亿规模。
按照常理，在行业发展的同时，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会同步进行，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目前，研究范围涵盖大学基金会相关议题的国内学者（包括论文选题为这一主题的硕士、博士）也就二三十人左右，持续性聚焦于大学筹资、大学捐赠、大学基金会治理的研究者（包括师徒团队模式）少之又少，“单兵作战”的更是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前期关注过这一领域的学者们也相继转行到其他方面，或是更为宏观的公益慈善，或是关注其他公共管理或是高等教育领域，其中不乏极富潜力的年轻学者，原因耐人思考。
此外，研究社会组织或是基金会的学者当中，也极少有人聚焦大学基金会。
为什么研究大学基金会的人这么少？
学术研究大多是资源、需求来驱动的，极少源于兴趣、爱好或情怀，同时，对于处于发展中级、初级阶段的研究们，也不能强求他们都基于情怀与兴趣做事。
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结合其他方面的思考，目前大学基金会研究者较少，可能是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行业发展不充分，自身组织特殊性强
研究对象不显性，再富有潜质的研究者也不会产出太多有价值的成果。
目前大学基金会行业就是如此：宏观上，教育捐赠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资助格局中所占比率较低，在多元化筹资中尚没有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
微观上，大学基金会对所在高校的财务贡献率不高，整体作用相对边缘，基金会筹资2000万或3000万对学校来说意义不大，不可能抵消对财政的依赖程度，只不过在一定程度是关乎面子。
此外，尽管随着近些年教育大额捐赠频现，社会各界对大学捐赠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但大家对大学基金会的认知也才刚刚起步，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大学基金会在筹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同时，大学基金会还存在学术定位不明晰的问题，也导致了研究者的存在感不强。
由于大学基金会的组织特性，它既属于社会组织与基金会，又是大学的“附属”机构，归于高等教育研究范畴，这种交叉属性并没有让大学基金会成为争相关注的热点，反而两方面的研究者都视其为特殊存在。
另外，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大学基金会和大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本身就很难说清楚，否则美国公立大学与其附属基金会之间就没有必要专门搞个关系备忘录（MOU）出来，但这一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研究的深入进行。
研究数据获取存在一定障碍
科学研究离不开翔实的数据支撑，离不开基于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论证过程，即便是政策倡议性题材，充分的数据分析也有利于提高决策制订的契合性程度。
大学基金会成立25年来，形成了不同层级的登记注册形式，同样的部属高校基金会，有的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有的在所在省市登记，相应的信息披露与年报公布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目前，仅有18所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大学基金会，其年报可在每年的5月前后查询获得，但省市注册大学基金会的相关信息则要滞后很长时间。部属以外高校的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就更是不尽如人意。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层级注册的大学基金会的年报格式不一样，信息披露口径不一致，导致难以进行系统化的对比分析。
前两年我曾经想推动发起一个大学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不管注册层级如何，按照固定格式，统一在某个平台同时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与完整性，但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持续推进。
大学基金会购买需求没有激活
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行业）进行充分互动，既能够为行业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也能够实现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价值，这种形式包括横向课题或以咨询形式出现的合作。
但这种互动在大学基金会行业尚未出现。一年半以前，本人在“高校筹资联盟”公众号发了一篇题为“发展中国大学基金事业需要怎样的咨政咨询”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广义的大学基金发展咨询是指，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咨询公司或个人针对大学基金相关问题，为政府有关部门、大学、大学基金会或捐赠人提供的智力支持。良好的发展咨询是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能够起到为决策者充当顾问、参谋、助手的作用。
目前，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领导开始关注大学筹资与基金会发展问题，各所大学、特别是双一流大学的基金会秘书长也大多实现了2.0甚至3.0的换代，开始系统思考大学筹资的发展战略问题，但大学及其基金会的发展需求都未得到激活，来自政府及捐赠者的需求更是有待开发。
近日，本人已经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在下一轮的“双一流”评估中，引入对多元化筹资能力的考察，以更为全面地评价大学发展水平，解决多元化筹资的指挥棒与目标导向缺失的问题。
如这一建议能得到采纳，届时大学基金会地位将大为改观。
大学筹资与大学基金会相关论文发表困难
大学筹资与大学基金会研究整体上归属于高等教育研究类，这一领域的优质期刊本就不多，着实是一片竞争十足的红海。
如果不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厚积淀，就很难在核心期刊发表大学基金会与大学筹资相关论文。
此外，与大学基金会行业的整体地位相一致，大部分教育类核心期刊、包括教育与经济等较为相关的学术刊物，历年都没有将大学多元化筹资、基金会治理等问题纳入重点选题，发一篇相关文章难上加难。
前不久，相关部委提出要清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这种有待破除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为什么少有人研究这一领域。至少从论文发表角度看，大学基金会研究不具有这样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大学基金会研究者寥寥的情况，也许还在于一种心理上的不被重视感，或者与成果转化的可能性较少有关，尽管其他领域研究有价值的也不多。
同时，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学术研讨与交流的机会较少，也制约了行业研究的开展。
海外情况：大学基金会研究也不多
美国情况：
大学筹资在美国是主菜，在中国就是小吃，还不是主流小吃。相应的，一般会认为美国大学筹资与社会捐赠如此发达，相关研究者一定很多。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访学过程中发现，美国纯粹研究大学基金会的学者也是很少，相关的成果也不多。
但是，他们的筹资实践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了大学中的特殊圈子，筹款人的职业化色彩越来越浓，甚至出现了子承父业的筹二代现象。
在大学筹资者看来，纯学术的、事后的、静态的研究没有太多价值。
此外，他们的行业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备，行业交流、信息披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教育资源拓展协会（CASE）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会资助一些行业性研究课题。
同时，美国大学筹资行业咨询十分发达，这些咨询机构的顾问大多是退下来的大学筹资副校长或首席筹资官等人，他们在发挥余热的同时，也对行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他国家、地区情况；
日本的情况与我国类似，公立大学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大学筹资相关研究者也不多。
我在访学期间的同门Fumitake Fukui是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的一位教授，他说，在日本像他这样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很少。
总体来说，这是和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相对应的，英国、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即便我国香港几所大学筹款做得很不错，但香港高校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同样不多，大学筹资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
展望：大学基金会必将在高教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博士论文开始，我关注、研究这一领域将近8年了，期间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兼任过一段时间的基金会理事会秘书。
关于为什么大学基金会研究者寥寥这个问题，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因忙于琐事未能完成，3月底在从美国访学回国的飞机上写完主体部分，最近又加了一些思考在其中。
我一直认为，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大学自身拓宽筹资渠道、提高办学经费多元化水平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大学基金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格局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其支撑与杠杆作用也将会逐渐释放出来。
大学吸引捐赠一是靠情感，二是靠自身在人才培养、教育科研或社会服务方面的价值，这本身就是竞争性产品，大学事实上能够在筹资中提高自己办学水平与附加值。因此，大学基金会一方面会推动大学筹资体制的多元化，另一方面还将与大学财政预算体制、人才培养体制、科研体制等若干层面改革一道，合力倒逼大学变革。
总之，存在就是合理的，大学基金会成立了就不太容易轻易取消，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大学基金会与大学筹资事业。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够关注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大学基金会、特别是那些走在前面的，能够从推动行业发展角度支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或项目。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