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科尔（Clark Kerr）指出，“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提供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而是要更多地集中于最需要的和最擅长的方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经济下滑的财政压力和提高学术声誉的内在动力下，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布局上采取“有选择的卓越”策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裁撤质量不高或与院校使命关联不大的院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大学的优势学科上，以差异化和专业化的学科比较优势推动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此时逐步裁撤了图书馆学院、语言学系和地理学系，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商学院和医学院的建设上，成就了经济学和医学领域的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持和提升了该校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地位。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学科的无序生长

  现代大学自成立以来，其功能和使命不断扩充，学科领域不断分化，大学在学科布局上通常采用的策略就是“只增不减”。这种无序繁殖的发展方式在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期愈加明显，由此形成了科尔所说的“多元巨型大学”，所有大学都期望办成满足所有需求的综合性大学，而科层化和复杂化的办学体制又制约着每所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步伐。

１．高校使命多元化与学科布局扩张

  高等院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资源依赖型组织，外部环境对于大学的使命形成和学科布局产生重大影响。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三项联邦政策是赠地法案、大学参与战时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退伍军人法案。这三项重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校的农学、工学、物理学以及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二战后，高校在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联邦政府对大学知识创新的干预力度也空前加大，而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一批高校的一流学科也正是在满足政府需求的过程中迅速崛起的。此外，美国战后的民权运动，也促使大学增设了妇女研究和种族研究方面的学科。在知识分化、政府干预、市场需求和社会运动等力量的影响下，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学科布局不断膨胀，形成了多所“多元巨型大学”。１９６２年，哥伦比亚大学从１０个不同的联邦部门获得了近３５００万美元的经费，用于近７００个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参与项目的６００多名教师来自６４个院系。这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布局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１９６８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也推动了大学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种族问题上的研究以及学科设置。

２．学术漂移与学科升格冲动

  二战后，高校学科的无序扩张还表现在由学术漂移带来的学科升格冲动上。“学术漂移”通常是指实用性知识逐渐脱离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而越来越多地与理论性知识融为一体，这种现象在１９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农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等领域比较普遍。学术漂移使得大学的学科布局和结构缺乏必要的层次性，并带来了科研供给过剩的问题。１９９２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就指出，美国出现了科研能力的“过剩”，并把这一问题的成因归结于研究型大学试图在所有的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中都要维持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以更好地与其他大学进行竞争。在高校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提供高级学位项目成为保证学科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机制，而缺乏高级学位项目的学科可能面临着被裁撤的命运，因而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一种强烈的学科升格冲动。１９８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科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后指出，图书馆学“缺少科研项目，缺乏专业知识基础”。随后，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投票决定在２年内逐步撤销图书馆学院，学术水平不高是其被裁撤的重要原因。

３．学术市场化与学科重复设置

  战后国际高等教育的竞争日益加剧，为了迎合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许多高校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科和课程来抢夺生源。即便对作为美国高等教育 “活化石”的文理学院来说，为应对市场需求，在学科布局上也经历了从文理到实用的转型，开设了大量的职业和专业类课程。研究表明，在美国文理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中，职业类学科所占的比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４５％增长到２１世纪初的６０％，并且数百所文理学院授予的职业类学位占总数的８０％以上。此外，与自然科学相比，大学开设人文学科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为争夺生源，许多单科性大学普遍采用增设人文学科的方式来扩大规模。１９７１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出，随着师范学院、增地学院和文理学院开设其他类型高校中的学位项目，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同质化倾向愈加明显，高校的学科设置出现了“过剩”或“不必要的”重复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撤销图书馆学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图书馆学院毕业生的工资不及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因而为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的校友捐赠收入，需要大力发展专业学院。学术市场化促进了专业学院的发展，也带来了学科重复设置问题。

  二、学科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

    不同的学科存在于大学的组织环境之中，并相互争夺学科发展资源。由于组织承载力的不同，组织所能承载的学科数量和学科布局并不相同。当组织承载力下降时，只有最适应组织环境的学科才能生存下来。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既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又是一个组织权力运作的过程。

１．组织承载力

  组织承载力取决于组织在一定时期所能获得的资源。二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提供了强大动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大学的组织承载力下降，原有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只有最适应组织环境的学科才能生存下来，一些社会需求低和质量不高的学系相继被裁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为应对财政危机，在马萨诸塞州大学系统的５所分校共撤销、削减或合并了１３１个学科点。此外，从大学所处的生态环境来说，生态的承载力也对学科布局产生影响。哈佛大学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但却没有建立工学院，其主要原因就是临近已有以工科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因此，在一定时期，大学的学科布局必须适应生态的承载力和组织的承载力，必须根据承载力的变化调整学科布局和选择重点学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组织承载力下降，学科发展面临着严重困境。１９７８年，哥伦比亚大学组建了一个由文科教授马克斯任主席的委员会，对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进行评估。随后发布的报告尖锐地指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科和社会学科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地理学、语言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停滞，尤其尖锐地批评了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排名的下滑。马克斯的报告发布后，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投票决定，逐步撤销图书馆学院、地理学系、语言学系，重建历史学院，重新分配资源，对商学院和医学院进行重点投入。组织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是大学进行学科布局调整、确定学科发展重点的动力和条件，而学科评估的目的则是厘清大学核心使命，明确优势学科和劣势学科，在学科布局上做出战略选择。

２．学科布局调整的标准

  每所大学的学科布局都体现了它们的学术价值追求，因而对于每所大学也是独特的。学科布局调整的目的是通过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实现对高校的战略性重塑。高校的学科应该根据其“相对价值” 进行评估，在高校面临发展困境时，用“相对价值”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就要统筹考虑学科在大学核心使命中的地位、学科成本和学科质量等因素。在评价学科的相对价值时，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指标数量从３个到１０个不等。美国学者德鲁克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高校在确定学科发展重点时运用了４个相关的指标：（１）学科在院校核心使命中的地位（７７％）；（２）学科点质量（７４％）；（３）学生需求（６６％）；（４）与大学战略规划的相关性（５６％）。学科布局调整是一个做出选择的决策过程，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院校使命、外部需求与内在实力，这些因素的“耦合”才形成了关于学科发展重点的最终决定。

  学科在大学核心使命中的位置是进行学科布局调整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核心性不仅指学科对于大学使命的贡献度，也指学科在大学运作过程中的渗透性，包括对其他学科的渗透性。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而言，与其他学科关系密切的学科被裁撤时会遇到更大的阻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马克斯报告认为哥大地理学系规模较小，声誉不高。学校随后做出暂停地理学系招收硕士和博士的决定，并逐步撤销地理学系。由于撤销地理学系对其他社会科学系的影响不大，地理学系并没有得到相关院系的支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哥大语言学系被裁撤则是由于它比较守旧，不关心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三任系主任都回避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前沿研究，因而与其他院系的差距渐行渐远。同期，哥大图书馆学院也被宣布裁撤，图书馆学院学术水平不高、与大学核心使命关联不强是主要原因。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来看，学术声誉、学科在院校战略中的位置、学科规模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等因素，是大学确定学科发展重点的重要指标。

３．学科布局调整的非理性因素

  作为一个做出选择的决策过程，学科布局调整必然受到价值偏好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美国学者斯劳特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市场逻辑支配了美国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生产率、效率、效能和竞争力成为裁撤学科时优先考虑的标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国大学撤销规模较小、声誉不高的学科，转而重点投入优势学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可以提高大学的生产效率，为大学的投入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从相关数据来看，重点削弱的学科通常是人文学科、艺术学科、社会学科和教育学科，其中许多学科的在校生人数仍然较高，并且不是大学的“薄弱”学科，在整个大学的核心使命特别是在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中也居于重要位置。大学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做出的学科布局调整，尽管采用了各种看似客观的标准，但也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它们对短期利益的考虑超过对长远发展的考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撤销图书馆学院等学系也是基于经济理性做出的选择。相较于医学和法学，图书馆学院毕业生的工资显然要低得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裁撤图书馆学等学科转而重点发展医学、商学和法学等学科显然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若从学科声誉的角度而言，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培训专业，长期以来被视为图书馆教育“之母”，尽管学费是其他公立大学同类专业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学生申请人数仍然众多，毕业生就业良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中，这些因素显然被置于次要地位。此外，马克斯报告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批评，在许多学科专家看来也是不公正的，但它符合哥大副校长科尔等高层管理者的预期和偏好，并被作为学科布局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学科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决策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对于重点发展学科的确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学科布局调整的方式

  学科布局调整是一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其基本法则就是学科发展资源的“加、减、乘、除”。学科布局调整的方式通常包括确立优势学科和重点发展领域（加法），裁撤某些学科以“舍车保帅”（减法），推进学科交叉（乘法），以及重建学科结构（除法）。

１．重点投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政府再造运动的影响下，效率、效能逐渐成为高等院校改革的重要原则，高校在学科布局上逐渐放弃“撒胡椒面”的做法，聚焦重点学科精准发力。密歇根大学此时就将学校每个部门的基础预算每年削减１％，用来设立“重点学科发展基金”，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更好地实现内部的平衡。１９９９年，纽约市立大学（ＣＵＮＹ）确立了光子学、结构生物学和艺术史等优势学科，并进行重点投入，当年全部新任教师中的２０％都是为这些优势学科聘用的资深教授。在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以少做多”的改革策略，一方面降低经费支出水平，另一方面重新分配现有资源，重点发展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重建企业和政府对高校的支持。从高校学科发展的趋势来看，从文理到实用的转变是战后许多国家高校学科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高校来说，发展工学、医学、商学、法学等应用学科，既可以化解经费的短缺，又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学术声誉，实现“以少做多”的改革目标。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哥伦比亚大学为应对发展危机，利用学科资源的重新分配，重点发展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建筑学院等专业学院，在人才招聘、课程改革、经费支持等方面对这些学科进行倾斜，从而使哥大的学科困境触底反弹，重回世界一流水平。１９７５年耶维茨被任命为商学院院长，在他担任院长的７年间，成功地使哥大商学院重回世界一流前列。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０年，马克斯继担任医学院院长和副校长，他不仅推进了医学院课程改革和附属医院的设施升级，而且通过聘用基础医学领域的专家迅速提升了哥大的学术声誉。１９７０年索文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他通过聘用几位关键的学术人员，改进与纽约市大型法律公司的关系，提升了哥大法学院的学术排名。从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７年，波尔谢克担任哥大建筑学院院长，他为处于迷茫期的哥大建筑教育注入新的课程方向和新思路，大幅提升了哥大的建筑教育水平。

２．裁撤院系

  美国学者多尔蒂指出，撤销学科是组织必要的适应机制，它使组织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增加或重新分配自己的财力，而撤销选定的学科有助于确保组织的健康。从组织承载力的视角而言，裁撤质量较低和需求不高的院系有助于保持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面临发展困境时，大学更有可能撤销一些“软学科”以及护理、教育和社会工作等专业学院。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学科布局调整中，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的一些标志性学科也面临着被裁撤的命运，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考古学、斯坦福大学的建筑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口统计学、耶鲁大学的组织管理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学科布局的动态调整，使高校可以从被撤销的院系中抽出更多的资源，用于重点学科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

  撤销院系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面临着巨大的政策风险，而决策过程和结果的理性化有助于减少这些风险。裁撤院系的程序通常是：（１）决策者直面问题并重申大学的核心使命；（２）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学科评估，确定大学的优势和薄弱学科；（３）根据优先发展战略重新分配资源；（４）化解矛盾妥善安置被撤销院系的人员。然而，裁撤院系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会带来人员（特别是终身教授）安置问题，威胁到高校的核心使命和组织认同，并给高校其他学科带来冲击。哥伦比亚大学在做出撤销图书馆学院的决定之前，就进行了为期２年的广泛调研、学科评估和矛盾协调，而最终的决定也是在２年内逐步撤销图书馆学院。哥大从做出撤销语言学系的决定到最终完成用了１７年的时间，而撤销地理学系也用了大体相同的时间。在哥大地理学系的裁撤过程中，学校通过停止招生、削减预算、到期终止教师合同、不再进行专业认证等措施，逐步终止了这一学科。

３．结构再造

  学科不仅要适应外部的社会需求，而且要适应内部的学术知识分化、整合和交叉的趋势。在学科知识演进和变革速度加快的背景下，学科的组织结构常常会很快过时，不能适应学科知识的发展。在高校面临财政压力时，只有内容和结构相适应的学科，才更具有竞争力，也才能在学科布局调整中生存下来。在知识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学科的组织形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学科的生长点更多地来源于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和网络化关联，也为学科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联盟，这种相互嵌入的学科结构也使学科在大学面临发展困境时不容易被裁撤。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科渗透性。它对社会学的渗透，促成了对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对政治学的渗透促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法学的渗透促成了产权经济学。正是这种学科结构的相互嵌入，才有效地保证了经济学的核心地位，也才获得了学科发展的永续动力。

  从１９４２年开始，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系就不断进行课程和结构的重组，从一个传统的学科转变为一个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学科。二战后，哥大历史系就增设了关于战争历史背景的课程。１９６９年在民权运动的背景下又开设了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课程。此后，在学生兴趣降低的情况下，又调整课程结构，推进跨学科教育。尽管历史系可以选择许多方法，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与其他学科和其他院系建立联系。为了在学科布局调整中生存下来，历史系进行结构重塑，不再仅仅按照国别组织课程，而是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史、医学史、文学史、国际关系史、学术史、移民史和哲学史等方面的课程，从而与其他院系建立了联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当一个院系不仅能够推进知识的演进，而且能够向其他学科领域灌输本学科的重要性时，这一学科就会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四、学科布局调整的逻辑

  大学的学科布局体现了它的办学理念和组织特征，随着知识分化、整合和交叉的趋势日益明显，大学的学科布局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学科的“使用价值”（质量）和“交换价值”（需求）决定了它们在高校总体布局中的位置。当高等教育的发展从线性增长转变为结构优化后，学科布局调整就不再是无限的扩充，而是转变为有增有减和结构重建的复杂化过程。

１．效率至上的经济理性主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进行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更多的是一种“瘦身”，是对大学线性发展模式的反思与超越。学科布局调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大学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卓越的发展目标，因而经济、效率和效用的原则支配着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以少做多”成为高校学科布局调整追求的目标。优先发展的学科通常是能够在短期内给大学带来较大收益的应用性学科，而一些非核心的软学科则面临被裁撤的命运。美国学者斯劳特就指出，相对于物理或医学等学科而言，与政府社会福利相关的学科或学位点由于与市场无关最容易被裁撤，学科布局调整带来的结果就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学科之间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提供高级学位的学科更受消费者青睐，也更容易吸引到外部的资助和明星教授，因而在学科布局调整中不易被裁撤，而仅仅提供本科学位的学科更有可能被裁撤，由此也引发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冲突。效率至上的经济理性主义，既强调内部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又强调不同学科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但总体来说学科布局的调整偏好应用性学科。

２．等级分化的学术精英取向

  从综合化到差别化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大学学科布局调整的一个显著特征。二战后在大学的线性发展模式下，大学的使命和声誉等于各个学科的使命和声誉之和 ，提升大学声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规模取胜，这也带来了大学学科布局的无序扩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内外环境的压力下， “有选择的卓越”策略被更多的大学所采用。以美国高等院校的文理学科为例，在学科布局调整中就出现了分化。声誉不高的高校逐渐撤销文理学科或者将文理学科转变为应用性强的学科，而声誉较高的高校则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向，明显地加强了文理学科，把文理学科作为“地位商品”来争夺精英学生。在分割的高等教育市场中，为实现卓越的目标，不同类型的高校需要重申自己的大学使命，准确地进行职能定位，在学科布局调整中把有限的领域作为聚焦方向，不应过多分散高校的战略重心。学术研究的等级分化带来了大学学科布局的 “矩阵结构”，大学内部不同院系之间的横向联系减弱，而同一学科在不同高校之间的纵向联系加强，每个学科都在学术精英主义的影响下追求同行的认可，并形成了等级化的差序格局。

   ３．多元共治的知识生产模式

在知识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知识生产方式具有情境性、跨学科性、弥散性等特征，政府、企业和社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并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局面。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就依靠大学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放射实验室就推动了雷达技术的发展。二战后到冷战结束，美国的战争科研经济，通过与研究型大学签署军方的科研合同，极大地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和水平提升。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大学与企业的科研合作也日益密切，“硅谷”等大学产业园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电子工程等学科的发展。此外，私人基金会对大学的学科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推动了教育学科、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科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俄罗斯研究所，推动了哥大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的发展。在学科布局调整中，外部的需求和力量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科发展的战略重点以及学科发展的方向。

五、结语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转变了过去线性增长的扩张思路，从提高内部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满足外部需求的效用上，采取“有选择的卓越”策略撤销、合并或重建学科，推进大学聚焦优势学科，形成比较优势，在激烈的国际学术竞争中取胜。学科布局调整更多地受到经济理性主义的影响，为更好地推进学科发展，需要统筹学科发展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认识到“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兼顾学科的特色与学科的综合性，重视跨学科研究，使大学的学科布局更好地服务于“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科发展。